本文抛开中美“冷和平”、国际局势，来关注国内。因为很多“大局”、“大棋”都以国家为单位在讲述，而实际上国家真正的进步在于国内，在于国民个人的幸福和发展。然而国民幸福发展与国家强大稳定，当前是什么样的关系？两者的关系又怎样影响体制可持续性呢？我想展开几个国内现状的细节，来阐述我关于以上问题的一点思考。我们的政策有很多宏大的设计，往往注意不到这些细节。

1、国家利益优先VS国民利益优先

这是国家发展的原则，现实中，我们国家是什么优先呢？我可以将国内的社会政策按其目的分为三大类。第一是利益增长性政策，刺激产业生长和兴盛，刺激个人的消费、贷款、投资、创业热情。第二是利益保护性政策，保护企业、个人应得的正当利益不被任何其他个人、组织剥夺。第三是个性保护性政策，保护个人、组织能够正当地根据自己的意愿说话、行为、交往、进行多种创造性活动，从而让国民个性得以舒展。

个性保护性政策能够让你感觉到你做一些正当的事情不会受到干扰。这些干扰比如突然出不去，突然要查个什么证、查个包，突然这个事、那个事不能干，某些问题不能问，突然写的一段话在网上不能公开了，突然某些特定的人被重点关注了（你再也听不到他们的消息）。

利益保护性政策应该去保护已经到手的正当利益，比如企业家的财富能否不受其他个人和组织乃至政府的非合理干预？如果个人的财产和身体受到了他人的侵害，能够及时得到正义伸张吗？

利益保护性政策不仅仅是保护已经到手的正当利益，还有去帮助追回应得未得的正当利益。如果收入低于应得收入，如果社会保障低于百姓给全社会创造的财富中应该回馈到自身的福利，那么应该快速得到纠正。当前的教师、学者、医生、专业技术人员、其他事业单位职工、企业职工、服务人员、技术人员、企业家、金融资本家等等职业，将他们之间的收入比或资产比，放到近现代历史上纵向比较，或者放到国际上横向比较，其中有多少行业和岗位的收入是合理的呢？有多少职业的人能够维持体面的生活呢？

老百姓应得利益还有医保、社保等福利，还有合理的二次分配。当前的社会政策，是否能给予足够的福利，包括医疗、教育、养老和社会救助？共同富裕即属于利益保护性政策，但需要观察其执行是否能不损害其他人的正当利益。

到目前为止，我看到国内的政策基本上是利益增长性的，极少数是利益保护性的，更加罕见的是个性保护性政策。因为利益增长是有利国家整体的，而利益保护性和个性保护性的政策是有利个人的。当前的地方政府在经济上是“有为”政府，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都刺激政府去设定利益增长性政策。结果就是，当前的国家政策的目的基本是让老百姓努力赚钱，最终目的是让国家强大，但老百姓的利益分配和利益保护是非常不足的。

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目的是什么？是国民还是国家？是否主要目的是国家稳定可控不出乱子，国力强盛，能够在国际上实现外交策略、大国战略？

2、权力体系vs正义体系

社会本身具备合法性的正义体系，包括了法律、道德，它应该尽可能与国民内心合理性的观念一致，从而取得国民共识、认可。不过，法治本位与权力本位的体制是矛盾的，后者真实地统治了社会。无论学术上、医疗卫生事业、企业，体制的发包普遍被认为失去了公正，即请问：如果出资方是体制内的，现实中承包商凭能力和品质中标的可能性有多大？当然，这个问题需要调查。从我的观察来看，权力体系所选拔的体制内上位者（不仅是官员），与老百姓心目中理想标准的距离越来越远。这个问题与后文提到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竞争性现状也有关。不过从这个问题也是细节，因为公平正义只要不影响稳定可控，从国力优先原则来看是没啥可担心的。

3、权力体系VS自发创新

技术创新需要绝大多数人感到安全，才能自发自如地表达创造欲。根据利益保护性政策、个性保护性政策的现状，请问自发的创造性行动能多大程度得到表达呢？当然，这个问题需要调查。但是对于大国大局，这个又是细节。因为大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即使创新概率低，可是基数大啊。以国为单位来看，数量可观，国力绝对值上得去。所以这个问题重不重要，还是回到国家优先与国民优先的原则比较中。

但如果把我国与美国比（都是大洲级别的国家），同时把我们每个省当作一个国家与欧洲发达国家比较，是否体量更有可比性？那么有几个省的技术创新比得过欧洲发达国家呢？中美之间呢？

经济创新，包括创业，主要取决于利益增长性政策，所以能得到强烈驱动。不过它也会受到权力支配下社会公正程度的影响，也会收到个性保护性政策的影响。

还有一点是学术研究原创性受KPI限制。权力通过行政体系施展力量，但一线工作者比它更了解社会现状，所以它不得不采用一种自上而下的系统化的绩效考核工具来控制（所谓发展）某些行业的发展。科学研究也是如此。这使得创新受到了行政体系的僵化管理，很多前所未有的新想法不可能被绩效指标肯定（因为绩效往往是以前经验、行业惯例）。因此大学、研究机构苦于“五唯”，实际上本质是苦于权力控制。

当然，这也是细节。大国体量在那，只要冲刺的企业数量多，研究者足够多，即使大量冠军倒下，还是有绝对数量不少的经济创新、技术创新和学术创新出现。

4、传统文化VS生育率低

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以家庭血缘为基础来建立的，所以有孝道、弟子规这些。生育率低之后，亲戚没了，连亲戚称谓都搞不清了。人更多活在个人、三口之家关系之中，传统文化基本失去血缘根基。即使未来生育率能够回升，低生育率这些年的家族文化断层也不是能够挽回的，就像1911之后很难复辟。

5、传统的社会关系VS现代的社会关系

现代社会是以职缘（也叫业缘）、学缘、趣缘、三观为基础形成城市平辈陌生人自愿结识的社会关系网络。传统社会，在小地方、小城市依然存在，就是以地缘、亲缘，家族关系和同乡关系为基础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因为传统文化遭受生育率低的影响，所以传统社会关系网络也同时受影响。但在这个渐变的过程中，由于后文提到的现代文化无法形成，故而社会依然会以家族关系为文化核心，所以最近一段时间传统社会关系会短暂占据主流，整个社会暂时地更靠近了传统。同时受权力vs公正的主题影响，小地方会逐渐回归家族关系为主来分配社会资源，并将权力注入亲缘社会网络，形成裙带基础的社会，譬如二代现象会越来越明显。

6、城市中传统社会关系的弱化VS新型社会联属的受限

在大城市，明显地与小地方不同，低生育率和城市化共同加速了家族概念消退、传统社会关系的消散，主要体现了现代的社会关系。可是，因为个性保护性的政策不足，权力对个人的自由联属非常介意，所以新型的现代的社会关系网络无法形成。人们主要靠职缘、学缘、趣缘形成较为薄弱的链接，无法将这些链接稳定、固化、深化、长期化。简言之，这些链接因为过于薄弱，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很低，只能为个人提供情感支持、信息支持。所以，城市现代社会关系（和人们的连接网络）处于想形成但不被允许的脆弱状态。

7、现代文化成熟vs社会可控

时至今日，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已经到了逐渐定型，不得不成熟起来的阶段，尤其体现在文化，作为一个国家的灵魂，必须有自己的内在共识的特征、活力和整体风格。当然，任何时候，任何国家都具有自己的文明特点。所谓现代文化的成熟是指内部基本共识，形成文化共识的自觉，具有从个体到国家一以贯之的共同特点，在所有个人、组织上都能自发展现。这是一个国家的精神气，是国家成熟、兴盛的最主要指标。但是由于个性保护性政策不足，很多文化上的自发行动很难表达。文化人和知识分子的收入极低，也不能形成精英文化去引领社会。文化和文化人主要依附于体制。

当前各个阶层、群体已经显露出不同的价值观和文化，社会各群体的观念差异日益增强。因为缺乏充分自由的文化活动，这种差异随着经济差异而扩大，整个社会的文化不仅没有成熟起来，反而更加分裂。富裕阶层缺乏对文化的兴趣，与历史中他们的前辈不同，他们似乎不想形成自己的精英文化品位，而停留于逐利、对财富的自我保护，将财富和全球性的物质品味作为文化本身。

与历史王朝类似，开国七十多年尚有蓬勃气息，但这种精神气随着发展逐渐稳定，也会逐渐倦怠下来。一个体现就是体制内受到更多非正式关系带来的利益侵蚀，比如前面提到的裙带关系。另外，体制内因为长年的自然选择，越来越多是求安稳得利而非求“为民”的人，这种风气逐渐上来，就会侵蚀蓬勃刚健的国家精神。

所以，近五十年的现代化发展使得中国各方面都在加速定型，这时如果文化缺乏内生动力的自在发挥，不能使自身现代文化成熟，那么它也将不得不定型在一个扭曲的状态。这也许可以归为后发国家现代化过程的中间陷阱。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文化的成熟需要内部所有行动者的自发行动，而自发行动的走向是不可控的。这遭到"社会稳定可控原则"的忌惮。所以，这个原则营造了现状：不给与过多个性保护性的政策，而使人们不断逐利。这既利于国力增强，又利于保持人们的“无心”状态。反之，利益保护性的政策如果太充分，必然使人们太过安稳，会有余力去做个性舒展的很多文化表达，造成对稳定可控现状的潜在风险。所以，我们用"社会可控"来解释三类政策差异的形成，又用三类政策的差异解释当前社会价值观分裂、现代文化难以成熟的现状。

社会可控的观念，通过教育系统传递给未成年人。教育本身就是一个体制，与社会大体制是类似的。里面有绩效导向，有竞争，有上级，有名利奖励，也有淘汰。这种竞争是工具性的，你很难说竞争所需的技能真正有用、正确，但它起码能用于这场竞争（比如公务员考试的内容，对工作有多大用处呢）。通过教育，人们早早学会了做一个工具性的人，去开展被设定好的竞争，以及服从权威。

8、总结

据以上七方面的细节问题，我可以这么来描述现状。出于社会可控的目的，当然也是因为经济上有为政府的动机，国家注重引导国民逐利，做大国内蛋糕，让国力增强，也利于进一步将资源用于国际事务和国内稳态的维护。同时，利益保护和个性保护较少，这更加使国民不得不耗尽精力去保护自己、增强自身实力，从而缺乏充分闲暇、物质和安全感去做文化表达和社会联属（比如：赚钱最实在，没空思考、看书，更没心思考虑所作的、参与的事务是不是正义）。同时，客观的发展和人口变化，使社会必然走向现代的社会关系，家庭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关系在消亡。然而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连接形式在权力的警惕下，无法充分展开。社会保持着陌生人、原子化个人的状态；社会文化也保持着分裂状态。由于利益缺乏保护、公正受权力干扰，小地方的传统社会关系反而在较近的未来会越来越嚣张，裙带基础的资源分配惹人瞩目。

社会关系的变化、裙带（二代）群体、贫富差距等都在分裂社会群体，而缺乏自如舒展的文化活动，让他们仅分裂而无充分交流，社会文化在限制中强化了物质文化和丛林逐利的天然正确。

可是，这种逐利、无心、不安的社会现状下，经济真的会有长期动力吗？这些细节会影响国力、大国博弈吗？如果创新和舒展的个性表达是受限的，从理论上讲，技术和经济都无法持续创新、成长。只不过，我们解决这一困难的方法是体量优势：只要绝对数够大，我们不怕成功概率低。虽然创新的比例低，但偌大国土，总归能出几个新技术、好企业。

既然体量优势保障了国力，国力又保障了社会可控。那么这种逐利、无心、不安的，豢养工具人的治理模式，自然可以稳定可持续。工具人因为缺乏自由联属和文化表达能力，因此也是容易在超强总体国力的干扰下被控制的。这就是我理解的国家强大稳定、国民幸福发展与当前模式可持续性的关系。

9、未来可能性

总体来看，体制是可持续的，主要是出于原子化庞大数量个人与体制力量对比。但因为该模式根本上与“基于人性的理论”差异巨大，所以细节上的变数会不断积累。当客观性的细节变数足够大，可能会酝酿一些其他变数。客观性的细节比如人口、收入、价格等日常经济生活因素。因为这是客观，也是“民以食为天”里的天。不过把食换成“生活质量”更准确。

什么是日常经济生活因素，为什么说它是客观的？比如最近结婚数据显示五年来平均结婚年龄上升到了30岁以上。这与彩礼金额上升，购房金额过高都有关。因为生活质量难以提升，国民会自发地对他人提高要求（彩礼、物价）来试图减少自身风险、提高自身生活质量，但这反过来又引起另一方的消极应对（ie. 我买不起，我不买了，我娶不起，我不娶了）

这些经济上的彼此互动，基本是不可撼动的，也是宏观调控无能为力的（注：一号文件提出移风易俗，你们觉得行政干预对此会有效吗？）所以说它是客观的。

当人们在很多方面的表达受限时，人们会退回到最最基础性的日常经济生活上，去表达自己对现状的态度。换言之，不能用手投票，就用脚投票，不能用脚投票，就用“消费行为”和“婚恋生育”来投票。你总不能控制我结婚生育和购买物品吧。这种收缩到底线上的表达、反馈，既无奈，又真实。当这种表达出现显著效应时，时间往往就不多了。

反过来说，如果要模式持续，减少变数，那么利益保护性政策将是下一步重点。获得感是重点。但这只是“应该如此”，能不能实际做到，有待观察。